1956年，梁志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恰逢贺麟系统讲授黑格尔哲学，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刚刚毕业的梁志学成为了两位教授的助手。这段经历让他对德国古典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名师的引领使他的理论思维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后来，他秉承其师贺麟的治学传统，进行了大量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他本人的治学风格正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范例。

梁存秀（1931—2018），笔名梁志学，是我国著名的德国哲学翻译家、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60年以后，曾担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常务副主编，主持翻译并出版多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并撰有相关的研究专著。梁志学先生既是翻译型的研究家，也是研究型的翻译家。他为人极具学者风骨，为学满怀热忱，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梁志学基于深厚的学养，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思想贯通起来，对马克思批判继承费希特思想的痕迹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剖析，并将费希特到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视为通向后者的“中介”。他为学界展开了一幅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壮丽图景，特别是他勾画的费希特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批判继承关系的诸多线索，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论域。

恩格斯在188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虽然恩格斯明言德国社会主义者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辩证法，但是读遍马克思的著作，却基本未见有直接引用费希特的文字，而在零星几处直接指认费希特的语句中又多为批评之辞。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继承便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学界或者因其似乎不得其门而入而避之不谈，或者基于对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解，径直断言马克思不会有所取于费希特思想。

3.探索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继承

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译者既精通专业内容，又能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平实流畅的汉语而不失其本意。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德国古典哲学译介方兴未艾，很多术语从来就没有人翻译过，需要译者创造性地转译为汉语。这就需要再创造，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中文翻译方式，创造现代中文学术术语和学术语言，例如扬弃、自在、自为、映现、反思等。这种翻译其实是一项原创性很强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在我国学术界，译著至今一般还不算个人的学术成果。

关于人的使命，费希特说：“人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是人的完全自相一致。……人的使命并不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人能够而且应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因此，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使命。……完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最高目标；但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

1986年3月，梁志学开始着手翻译和出版五卷本的《费希特著作选集》（修订版更名为《费希特文集》）。他组建了费希特翻译课题组，真正贯彻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治学原则。他主持并参与翻译费希特的著作，作为主编对所有译稿都一字一句地根据德文校改，并编撰几乎全部译著的注释。他在翻译《费希特著作选集》的基础上，撰写了三部研究费希特的著作，分别是《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1991）、《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1995）和《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2003）。这些著作全面而系统地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费希特的知识学，具有开创之功。以费希特为切入点，梁志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视野开阔，博大精深。《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自然哲学中的目的性与因果性》《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的进化和退化》《康德早期的自然哲学著作》《谢林哲学思想演变简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智直观》《略论先验逻辑到思辨逻辑的发展》等论文充分展现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理解。

梁志学生前曾向后辈们自我调侃，称自己是“土包子干洋活”。梁志学来自山西农村，小时候还做过儿童团员。他说自己没有留过洋，不是外文专业，是个“土包子”，但他干的是“洋活”，以翻译和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为终生志趣。梁志学“干洋活”并非偶然或随意，他的治学精神、使命感和方法论是与当代中国以及他所关注的这个时代面临的思想困境息息相关的。他选择德国古典哲学，旨在培养理性精神，传播自由思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梁先生的哲学研究事业，踵其事而增华；缅怀其人，追慕并内化梁先生的高风亮节。